南洋大学的捐资者不仅有陈六使、李光前这样的富商，更有无数的工人、市民、三轮车夫、妓女等各行业的草根阶层，可谓是上至富商巨贾，下至贩夫走卒。当时1770名三轮车夫为南洋大学“义踏”，百乐门舞厅舞女为南洋大学“义舞”，一时传为佳话。

第二次大战前的殖民地时代，马来西亚及新加坡华文教育，并不为殖民地政府所关心，而是完全由居住在本地区的华人社会所承担。因此，本地区华文学校沿袭了盛行于中国的教育体制。虽然战前华文教育的发展仅达到中学阶段，但华校中学毕业生回到中国深造尚无困难。华文教育仍被认为具有完整的体系。迨至一九四九年，中国由共产党执政后，华校高中毕业生到中国升学的途径遽告断绝。

当时逃避对华文教育负责的殖民地政府似乎尚未注意到众多华校中学毕业生，因无法深造所产生的问题的广泛性与严重性，政府仍旧摒弃这批年青人进入殖民地政府为本地区高等教育而设的唯一高等学府－创办不久的马来亚大学。

因此，酝酿筹设一间华文高等学府的情势随而产生，以满足每年从本地区华校毕业的大批青年男女的愿望。一九五三年五月，已故新加坡商业巨子陈六使先生联同本地区向来赞助华文教育的同道成立筹备委员会，共同筹创一间以华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的大学。

由新加坡发起创办大学的倡议，在东南亚每一个华人人口显著的角落，受到热烈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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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募基金运动与兴办大学热潮获得各阶层人士的积极支持。由于殷商缙绅踊跃捐献，劳动阶层的出钱出力，瞬眼间筹得巨款，建筑校舍计划得以迅速着手进行。新加坡福建会馆献赠位于岛国西端裕廊地区一幅广达五百余亩的地段供作校址，贡献尤巨。英国当局自始即对华文大学的计划不表赞同，本大学创办人因而受到诸多阻挠。最后，唯有以民间力量在缺乏官方支持下积极进行。因殖民地政府拒绝以大学地位赋予本大学，本大学乃以公司方式注册，它创立的宗旨即为东南亚地区服务，因而命名为南洋大学－因南洋为以前华人对东南亚的通称。

南洋大学创立之后，创办人积极进行物色声誉卓著的学者出掌南大，当「吾国与吾民」的作者林语堂博士接受大学校长职位时，各方咸庆得人。[1] 林博士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就任。各方企望正殷，不期林博士与创办人对建设大学计划发生歧见；因此在本大学尚未开学，建设工程正在进行时，林校长于一九五五年三月离职。林语堂与南洋大学就此决裂。

一九五六年三月成立大学行政委员会执行大学行政。文学院院长张天泽博士膺选主席。同年三月十五日举行开学仪式，三月三十日正式上课；一九五八年春，第一期建筑工程全部竣工。

一九五六年本大学开学时仅有文学院暨理学院两院。文学院设中国语言文学、现代语言文学、史地、经济政治及教育等五学系。理学院设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等四学系。报名商学院的新生，则暂时并入文学院经济政治学系受业。翌年，商学院正式成立，设工商管理、会计银行两学系。

正当本大学迅速建立规模时，本地区的政治发展亦在迅速演变，新加坡自治政府即在此时成立，这是英殖民地统治急速退出本地区的先声。在这新政治局势下，民选代表占多数的新加坡立法议会于一九五九年三月四日通过立法确定了本大学的大学法定地位。一九五九年五月廿九日宪报号外颁布南洋大学法，自是月廿七日起生效。从此，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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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承认南大为新加坡教育制度中高等学府的一环。

同年，于一九五六年入学的第一期学生行将毕业。但南大的困难并不因南大得到法定地位而全盘解决。新加坡公共服务委员会及马来亚公共服务委员会在职任公务员时，仅承认新加坡及马来亚等二间由政府主办的大学所颁予的学位。因此就引起「承认」南大学位问题，嗣后八年间成为一个持续争论的问题。

政治方面的发展，新加坡已于一九六O年成为自治邦，拥有全部民选的议会和政府。新政府密切关怀南大的发展。因而委任一个检讨委员会，审议前政府所委任的一个委员会所提出的报告书，旨在促使南大成为本邦赞助下的一间大学。

自1960年起，由南洋大学执行委员会聘请庄竹林博士，为副校长 (Vice-Chancellor) 以主持校政，过去四年中管理大学的行政委员会同时宣告结束。大学行政首长名称从大学法中所规定的校长(President) 修正为副校长(Vice-Chancellor)，显示南大有意改变过去从美国脱胎的中国大学体制而沿袭英国大学体制，俾与本地高等教育制度趋于一致。校长(President) 衔称虽然继续留存大学法中，直至于1966年，由于新加坡的独立自主，乃由新加坡共和国国会正式修正。在同一修正法令中，亦有其他数项条款同时修正，以符合英国大学体制。

南大毕业同学因为本身学位在本地迟迟未受到正式承认，被迫大量前往海外深造，寻求更高学历。由于南大毕业同学均能直接进入北美、欧美、澳洲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研究院，以及进入研究院后的优异表现，为日后新加坡政府“承认”南大学位铺下了坦途。

际此，南大前途由两股相辅相成的力量加以促成──其一为南洋大学需要国家在财政方面的支持，其二为政府将南洋大学并入国家教育体系中的愿望。由政府及南洋大学理事会（大学法中规定为南洋大学最高决策机构）长时间的交换意见；最后在1964年4月双方达致协议，根据该项协议政府郑重保证南大得以保持本身具有的特质，同时政府将在同等基础下给予南洋大学以与国立新加坡大学财政上同样的援助。随后，南洋大学即着手改组工作。首先，副校长庄竹林博士于1964年7月辞职；由临时校内行政委员会摄管校政数月，接着由一位代理校长署理校政，直至1969年初。

在1965年初，南洋大学委任课程审查委员会审查南洋大学学术方面应兴应革事宜，委员会建议以三年普通学位课程暨一年荣誉学位课程，替代南大原有单纯的四年学士学位课程。荣誉学位课程乃给予具有优异学业成绩的普通学位毕业生攻读。英国大学体制从此纳入南大学制。

该委员会亦建议设立语言中心，其主要任务是为各系英文欠佳的学生开设补习及精通英文课程。该中心在1967年初成立，具有完备的语言课程，特别是华语课程。该课程导致众多外国学生，前来南洋大学就读，包括苏联学生和美国学生。

委员会其他重要建议，包括在文学院增设马来学系及废置文学院的现代语言文学系及教育学系以及理学院的化学工程学系。以上建议业经实施。

随着课程审查委员会建议的实施，南洋大学教职员的薪金率亦获调整，与本地区两间国家大学的薪金率不相上下。从此，南洋大学征聘优秀的教职员的最大障碍得以消除。

自1964年开始南洋大学改组工作，至1968年业已接近完成。同年5月，教育部长在毕业典礼致词中宣布新加坡政府正式承认南洋大学所授予的学位。

第一届新制毕业生在1969年初毕业，同时也标志旧制不分等级的四年普通学士学位学制的结束。并于1969/70学年度，各院系同时开设荣誉学位班。

自1965五年担任代理校长的黄应荣教授在1969年初退休。理事会聘请驰名的学者黄丽松教授为校长。黄校长到任后经拟订许多发展计划，陆续实施，研究院的设立即其中重要的一项。

为了培养学生以配合国家迅速工业化的需求、为了给教师提供必要的研究工具以及改善大学的行政，服务效率，李氏基金于1969年底慷捐巨款，在校内成立了李光前电脑中心。

在1970年，李氏基金再度慷捐巨款，协助大学设立一所李光前文物馆，其目的在于保存亚洲文物资料，以供学术研究，并且向公共人士宏扬亚洲文化。

1970/71学年度的开始，南洋大学甄选第一批研究生进入研究院的亚洲文化研究所，数学研究所，自然科学研究所及商学研究所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1972年7月第十三届毕业典礼上，颁授研究院第一届毕业生以博士学位及硕士学位，在南洋大学创校史是个新的里程碑。

1972年9月黄校长辞去校长职，就任香港大学校友。理事会聘请著名公共行政学学者且精通中文、英文及法文之薛寿生教授为校长。薛校长于同年9月23日上任，出长大学校政。

华语研究中心在1974年成立，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华语在本国之应用及其发展，并且帮助解决中小学在华语教与学上所碰到的问题。

1975年4月，薛校长辞去校长职。为了全面发展大学的潜能，以适应国家与社会的需求，理事会接受委任新加坡教育部长李昭铭博士于1975年3月17日开始兼任南洋大学校长。于是，在南洋大学发展史上迈进了一个崭新阶段。

自从南洋大学创办二十年来，第一次吸收各民族学生于1975/76学年度进入各学院就读。这是发展南洋大学为全国性大学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步骤。在这学年度，学制也有了彻底的改革，即以具有更灵活与更广泛基础的课程结构，以取代向来属学系为中心的狭隘教学内容。此外，新的学科也随着开设，计有电脑科学、理化科学、环境科学、银行与财务学、大众传播与社会学以及心理学等。

(按：以上为1974/75第十六届毕业生年刊的更新版本。此后五届年刊，《简史》不再增新，似已断笔。以下根据网页资料，摘录易行《廿五年风雨话南大》文中相关信息。)

1974年5月间，陈六使先生家属为纪念陈先生生前热心教育事业的崇高精神，捐五十万元予南大，充作“陈六使奖学金基金”，嗣后，李氏基金等热烈向应，捐款沓至，共筹聚九十二万七千五百元。6月15日，南大理事会在行政大楼举行故创办人陈六使先生铜像安置礼，以表彰陈氏对创办南大的不朽功绩。

1975年7月26日，南大举行第十六届毕业典礼，校长李昭铭博士在仪式上透露：南大和新大将设立一个校际委员会，以促进两间大学之间的合作。在人事方面，新大政治系教授吴德耀于7月1日起受聘出任南大研究院院长。南大文学院院长由卢曜副校长兼任，理学院院长由郑奋兴教授担任，商学院院长为谢哲声教授担任。

1976年4月1日新学年开始，南大当局采取措施，全盘检讨全校各系课程，目的是阐明及确定各系之目标与方向，期能符合国家（新加坡）发展及需求，同时避免与新加坡大学之发展目标及方向重叠。这项措施于这年10月间完成，并于11月9日举行的校务会议上通过，决定在1977/78新学年付诸实施。

1976年8月14日，李昭铭校长在南大第十七届毕业典礼上宣布，南大将更积极吸收华校以外其他源流学生，更扩泛采用英文作为教学媒介语。

1976年8月16日，李昭铭博士开始告假：南大理事会委任吴德耀教授为代理校长，兼研究院院长，卢曜留任副校长。 1976年10月27，南洋大学体育中心开幕，由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暨新加坡体育理事会主席陈英梁博士主持仪式。同年11月15日，语言中心华语组归并为华语研究中心。

南大理事会于1977年8月13日宣布吴德耀教授从15日起辞卸代理校长职，续留任研究院院长，南大从这时起暂时没有校长。8月23日，南大理事会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议，会后宣布：（一）南洋大学在委任出校长前，将由一个特任委员会负责管理校政；（二）为了达致长期的目标，将与新大进行更密切合作。

1977年11月1日，南洋大学宣布借调新大前任副注册主任胡桂馨女士为注册主任。12月27日复借调新加坡社会事务部常任秘书陈祝强出任南大秘书长，负责执行特任委员会之决策，以及处理大学的日常行政工作。

1977年12月23日，李光耀总理在新大政治学会主办的演讲会上谈到南大今后发展，强调政府有责任确保南大的改组事在必成，政府决不再袖手旁观，使南大改组事宜，迁延时日，并强调英语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大学生必须具有应用第二和第三语文的能力。李光耀总理在南大历史学会另一次演讲中指出：南大改革为用英语媒介的大学，所遇到的障碍，在于南大校园是根深蒂固的华语环境，英语的应用不容易在这种环境里建立起来，认为南大生必须全面浸入才能掌握英文。

1978年3月4日，南大理事会和新大理事会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由本学年起，新大在武吉知马的校园，将成为新大和南大这两间大学共同课程的联合校园，让南大学生能够在讲英语环境里学习，提高英文水准，并希望藉此能够消除某些私人界对南大生存有的偏见和成见。

1978年7月3日，新学年伊始，一千八百名一年级大学新生被安排在联合校园上课，其中南大一年级新生约五百八十人。南大二、三年级旧生则继续留在裕廊校园上课。

1980年3月7日，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致函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提出南大今后命运的问题；他基于（一）南大师资缺乏，难以聘请资格高深的师资，（二）学生宁愿选择进入新大而不愿进入南大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的两点理由，并在丹顿报告书的基础上，建议南大新大进行合并。李总理在信上列举三项选择，让理事会作出决定：（一）新大和南大合并为一间国立大学，一个校园；（二）合并为国立大学，但保持两个校园；（三）在联合校园的三年过渡期届满，让南大重新开办。李总理并在信上表明他的意见：南大的解决办法，就是新大和南大合并成一间新加坡国立大学。

1980年3月10日，南大理事会主席黄祖耀覆函李光耀总理，明确的提出南大应继续存在的两点理由：第一、深信新加坡需要而且拥有资源来维持两间互相兢争，同时又相辅的大学：第二、南大是新加坡及本地区的各阶层人民出钱出力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对于南洋大学的创立有贡献的人士，包括了三轮车夫以至百万富翁。

1980年4月5日，南大理事会发表声明，决定接受李光耀总理的建议，把新大与南大合并为“新加坡国立大学”（由南洋大学与新加坡大学组成）。所建议的理工学院将设在南大校园，称为“南洋理工学院”，从1982年开始招收学生，并将为1992年之前所建立的“南洋理工大学”的核心。

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廿一届毕业典礼，最后一批毕业生领取南大文凭。弦歌于是辍绝，堂皇黉舍，被逼停办，南洋大学，成了历史名词。

后新加坡政府终于在南洋大学旧址上重建了一个“南洋大学”牌坊，也就是名片上所展示的那个。

“南洋大学的校徽是一座星和黄、蓝、红三道光圈所组成的图案”。校徽原创者潘受曾经记述：“黄星象征南大，黄蓝红三光环依次象征华巫印三大民族。图案之形态，则兼寓多元民族和谐相处，及多元文化融洽交流之意”。虽然《校徽释义》没有说明清楚，三道光圈在图案上都有固定的位置：黄圈在上，蓝圈在右，红圈在左。学校校徽

“自强不息，力求上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