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两种象棋中的“兵”(图)

国际象棋的产生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产生于印度，另一种说产生于中国，但不论是印度还是中国，传入西方后，西方人按照自己的思维习惯，进行了改造，大约在15世纪末定型为今天的现代国际象棋。

观中国象棋和国际象棋的下法，尤其是关于“兵”的游戏规则，可以看出东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象棋规定：兵只能一步一步往前拱，并且只能进不能退，永远没有回头路可走。遇到危险时，首先牺牲自己，“丢卒保车”。即使兵毫不畏惧，勇往向前，到了底线，也只能是小兵一个，而且此时它基本上就是一个“百无一用”的废棋。而国际象棋中的“兵”，虽然也还是属于最底层，也是能进不能退，但只要它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一旦到达最后的底线，它就能脱胎换骨，升格成为除了“王”之外的任何棋子！

两种象棋关于“兵”的不同的规则，反映了东西方对普通人的不同态度。虽然它们的“兵”都是来自于最底层的，但中国象棋的“兵”永远只是“兵”，即使它过了界，也只是可以横行而已。这体现了封建专制下的世袭思想，“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是道道地地的封建社会“血统论”的外化。而国际象棋中的“兵”，虽然也只是个最普通、最卑微的棋子儿，但它只要奋斗，通过努力，就有改变自己身份和命运的机会，“奴隶也可以成为将军”。这体现了西方人的民主精神和人文观念，这种激励机制满足了那些出身寒微者的成功梦想。

象棋是人类思想、意识的物化，虽然只是模拟，但体现的却是社会文化和思想。任何一种游戏的内涵无不是社会价值观的体现，真正决定游戏的，不是游戏的物品和玩家，而是游戏规则。游戏规则才是这种文化和思想的溯源。

浅浅的一湾水，隔开了两个不同的世界。桥这边是奴役，桥那边是自由。世人皆知德国的柏林围墙，却不知道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围墙。德国柏林围墙已然倒塌20多年，中国柏林围墙仍巍然屹立。

现在每天无数陆客熙熙攘攘从罗湖桥走过，到香港抢购奢侈品、奶粉、日用品，已全然不知道在桥下缓缓流动的河水，无情流淌过一个国家在铁幕下的苦难与血泪。

从1950年代至1980年代，无数中国大陆人，在政治和经济的煎熬下，为了生存，为了自由，跟今天的朝鲜“脱北”者一样，冒九死一生的生命危险偷渡去香港。他们用乒乓球、轮胎，甚至吹胀的避孕套偷渡，用老虎粪便来躲避警犬，冒着飞舞的子弹、梦断香港的风险，翻越铁幕。1950至1980年间成功逃到香港的人数高达250万。香港今天的700万人口中大概有近一半是1949年后逃离暴政和大饥荒来港的难民及其后代。而更有无数人在偷渡过程中被鲨鱼咬死、在山路摔死、游泳时溺亡、自火车跌死、在汽车闷死、被中共边防士兵开枪射杀。没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少风华正茂的生命倒在这条不归路上，据《袁庚传》记载，袁庚初到蛇口时，见到那片可以遥望彼岸的海水中，漂浮着无数逃港遇难者的屍体，他们的头颅甚至被当地大胆的青年当皮球来玩耍。广州人把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的术语，十分生动传神，卒子前拱，就是过界河，只能向前，有去无回。

这是一部跨度达30年的世界上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投奔自由史。汩汩血泪、森森白骨，写下了一个被奴役、被压迫的国度人民的辛酸与屈辱。在暴虐与黑暗中，为了自由和幸福，人民选择了用脚投票。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纽约自由女神基座上刻着一段话：“将你疲倦的、可怜的、瑟缩着的、渴望自由呼吸的民众，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在风雨中漂泊的人，一起交给我。我就站在金色大门旁，高举自由的灯火。”

在我看来，这段铭文放在香港身上最合适不过。香港以其弹丸之地，收留了冒着风雨漂泊而来的、以十万百万计人，以其自由之灯，照亮了香港夜空，也照亮了中国大地，照出中国人的良知。

在1962年5月“华山救亲”事件里，3万多逃港者被滞留在香港境内的华山，十几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水赶去，帮助、掩护了大约一半逃港者逃入市区。连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关门，以示抗议港府驱赶与抓捕逃难者。当第二天数百辆遣返逃港者的汽车驶向大陆时，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脱，获得自由的机会。

（作者：野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