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钧柔 口述 江尚义 撰文
一个人要是有什么爱好，不能浅尝辄止，一定要出彩。出彩了，关键时刻可以助你一臂之力，真的！就拿我来说吧，象棋下得好，就结了好缘。
1 看两个人下棋
那年春天，我在乌鲁木齐兵团医院（现新疆医学院附二医院）进修，病区小路边，偶然看到两个病员边晒太阳边对弈，就不由自主地过去“观战”。交战双方不乏一般棋迷们共有的习性：把大棋子拍得山响，谁也不服谁。其中一个戴白帽子的显然略逊一筹，连连走出漏着，形势岌岌可危。白帽子又气又急，脸上冒汗。我同情弱者嘛，见此情景，帮他支了几招。这一支，先是死里逃生，进而转危为安，再而反败为胜。白帽子感激地望着我笑道：“小伙子棋下得不错嘛。”我那时才26岁，年轻气盛，赞扬声中有点飘飘然，就说：“这不算啥，下盲棋才叫本事。”
“什么叫盲棋？”白帽子不懂。我给他解释后，引起他极大的兴趣。他说：“好大的牛皮，全凭脑子记，不仅记自己的，还要记对手的，记几步可以，走几十步以后还能记得清？我不信，咱们当场试试！”我说：“明天吧，今天没空。”
第二天是星期天，下着淅淅沥沥的细雨。十几个棋迷聚在一间空房子里。我背向棋盘，正襟危坐；对手面向棋盘，开始走棋了。我给对手主动权，让对手先走一步。报棋人把对手的走法报出来，然后报出我的下法，双方酣战。大家屏声静气，聚精会神地目睹着棋盘上棋子的变化，不到半个小时，该院这名小有名气的棋手就中招落马。白帽子这一下大开眼界，对我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非要向我请教棋艺。我们俩越谈越投机，谈着谈着，我感叹一声，说：“唉，学棋容易学医难啊！”
2 竟拜上了师傅
“这是怎么回事呢？”白帽子关心地问我。我说：“一言难尽……”
1962年我高中毕业，当时在上海蓬莱中学是学习尖子，毕业体检时却发现患有肺结核，不能参加高考。没办法，只好认命。两年后病愈，我响应号召，支边到新疆，在阿拉尔镇（今阿拉尔市）农一师八团当农工。一个偶然的机会，考进了阿拉尔医院。“文革”后期，百废待兴，医院有台牙科综合治疗机，没人玩得转，一直闲置在库房里。当时高中文凭在当地是高文凭，医院因它而想到我，1971年派我到乌鲁木齐兵团医院进修口腔科，学习口腔医疗。可我还真想学镶牙啊。
白帽子听我这么一说，笑了起来。他说：“哈哈，算你小子走运，遇到我了！”“你是……”我不知深浅地问。
白帽子欣然道：“鄙人姓佘，佘太君的佘，就是这个医院口腔科的镶牙技师。不瞒你说，前些日子，院里让我带徒弟，但批‘白专道路’把人批得不好好学医了，我不想带这种徒弟，这才泡病号住院的。现在碰到你了，你有志于学医，我这就出院，亲自教你，保你3个月回去以后能施展镶牙本领。”
3个月时间是短暂的，但在佘技师的悉心辅导下，别人3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学不到的东西，我学到了。佘技师说，他几十年来就带出了我这个像模像样的徒弟。我自然是感激万分。
但在进修中，我也曾和指导老师有过几次摩擦，主要是我有时表现得不那么“顺从”。比如说，尹月兰大夫负责指导我，她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又有几十年的临床经验。而我毫无医学基础，3个月能学什么口腔医疗呢？她实在只能教一点拔牙、补牙的基本操作。但我想到回去要在垦区独立开办口腔科业务，尽管只有3个月，必须学到比较全面的口腔科医生技能，回去后才能独立工作。我求知心切，还想多学些，如看X光片子，拔智牙技术等。拔智牙不寻常，那是人二十几岁才长的最后面的大牙，手术复杂，医学院口腔系毕业的大学生才能接触的手术。还有，在给病人补牙时，尹大夫指导我，有时必须要用探针将神经击穿，那是很痛的。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我摸索不这样做而达到同样效果的方法。尹大夫知道了，着实把我剋了一顿。是呀，没有进过医学院大门的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还不按常规操作，我是过分了。但是，古往今来，事业上有所建树的人，有多少是按常规办事的呢？又有多少办成了常人看来是办不成的事啊！毕竟学生是真诚的，老师也是真诚的。
3 “阿拉尔”的论文
学习很快结束了。临行前，门诊部主任语重心长地叮嘱道：“你回去就得独当一面了，可像你这样没有临床基础就一头扎到专科业务上去的，最危险。在你独立工作之前，一定要设法补上各临床科的基础。”回到单位后，我向院长作了汇报，希望能安排到临床各科去实习一下，以增加一些内外科的基本医学基础。可是院长没有同意。
我在整个阿拉尔垦区第一个开展口腔科工作后，越来越感到自己的不足。几个月的进修毕竟只学到点口腔医学的皮毛，是启蒙呵！我是多么希望能有机会接受正规的医学教育。可是，有5次机会全都被院长挪为“他用”了，轮不到我。我的机会只能靠自己学。
高等教育恢复以后，我借回沪探亲的机会，带回全套医学院校教材，逐本攻读。
好在1981年医疗卫生职称晋升考试让我参加了，但却是在考试前7天才通知我的，可在阿克苏地区的基础医学理论和专业理论考试中，我仍以显著高分双双名列第一。
工作数年后，我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开始做一些科研，并将成果写成论文，陆续发表在国内一些医学专业刊物上。1983年我有幸出席了“文革”后中华医学会首次在乌鲁木齐召开的西北5省（区）口腔科学术会议，当时我带去了几篇论文。报到时，我问登记人：“论文交给谁？”人家见我和我的医院名不见经传，竟没理我。
会议开始了，我聚精会神地倾听专家们宣读论文。西安第四军医大学黄力子大夫的一篇与日本医学权威持不同观点的论文使我十分敬佩。会议休息时，我求师心切，迫不及待地走过去和他交谈起来。交谈甚洽时，我便拿出我的一篇论文请他阅示。黄大夫很尊重人，他双手接过来就看。看了几页，他对我说：“我这就分别交给我们的专家审阅。”
第二天开会时，会议主持人、中华医学会口腔科学会常委、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教授徐君伍点名说：“下面请戚……”戚什么他一下没有说上来，我马上站起来自报：“戚钧柔。”徐教授说：“你这名字不好记，不顺口，阿拉尔顺口，我就叫你阿拉尔。下面请阿拉尔上来交流论文。”这是我第一次登上医学会的讲台，宣读自己的论文。随后徐君伍教授对我的论文进行了点评，对我的帮助和鼓励非常大。
4 我想搞“粘结桥”
也是在那次会上，我听徐君伍教授在会议上谈到“直接粘结桥”这门当代世界上最先进的口腔粘接技术。所谓直接粘结桥，就是无须镶钢丝，无须包金属壳，利用一种特殊的粘接剂，直接将义牙粘在好牙间，既美观又牢固，就像牙齿未曾脱落一样。这是口腔修复上的一次革命，如若成功，将给患者带来多大的福音啊！
徐教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日本就开始研究，没有搞成，放弃了。他曾在上世纪70年代率先在国内研究过，也没有成功。到80年代，随着高强度粘合剂的问世，国内外医学界又重新开始了对直接粘结桥的研究工作。实验测试是现代医学的基础。徐教授在实验室中测得直接粘结桥可以承受100公斤左右的压力，而在口腔中它只承受10公斤左右的咀嚼力。毫无疑问，理应成功。但是在临床上却屡遭失败，其结果都以义齿脱落而告终。这是为什么？继续研究的方向在哪里？徐教授的话语低沉而黯然。
听了徐教授的话，我的脑子就转开了：直接粘接桥为啥攻不下来？义齿承受咀嚼力是个力学问题，义齿断裂是材料力学问题。从力学角度来研究，应该可以找到困境的症结。力学研究对口腔修复学很重要，但它并不是我的强项，医学力学当时是一门待开发的边缘学科，我想试一下。
阿拉尔有所塔里木大学，我请教去了。水利系主任对我说：“小戚，你不要攀高了，你也没这个能力攀高，你所接触的问题是材料力学中最复杂的问题，不要说你没上过大学，即便上过大学并从事力学分析的人也很难算得出来。”
这是一番好意。人家怕我白忙乎徒劳无益，何必呢？
我说：“我知道困难有多大，可是还想试一试。失败了，也为别人提供一点经验教训，别人不是也把经验教训给了我嘛！”
主任被我的话语打动了，说：“书你随便借，只要这里有。有什么困难只管说，只要能帮上忙，我一定尽力而为。”
5 月还是故乡明
研究方向确定以后，我就根据直接粘结桥的医学数据来搞力学分析。想搞这个分析，要攻下材料力学、结构力学、弹性力学等学科；要攻下这些学科，必须先拿下高等数学。我有比较扎实的高中数理化基础，就借来了教科书开始逐个自学这些学科，然后再一步步进行力学分析。当时遇到一个拦路虎：在塔里木大学能找到的力学资料都是钢材、水泥的。粘结剂是一种塑料，当时塑料是一种新材料，若找不到塑料的力学资料，就无法进行具体的力学分析。塔里木大学图书馆的书籍不够我用了，我利用出席农一师科技大会的机会，找遍了阿克苏地、市的书店、书库，可还是找不到。正当我一筹莫展时，我想到了总工程师陈永吉。他让我喜出望外：“你到工程团看看，他们好像有。”还真有呢！是我国出版不久的一本《塑料测试》，我如获至宝。
然后，经过夜以继日的力学分析，我终于完成了《直接粘结桥的力学浅析》这项研究工作。紧接着，我出席了中华医学会在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口腔科学术会议，又一次见到徐君伍教授。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阿拉尔，你解决了困扰国内外口腔医学界多年的难题。”我眨眨眼掉泪了，就为这，我吃了多少苦啊。我的这篇论文作为新疆口腔界唯一的一篇论著，也是全国唯一的关于粘结桥方面的论著在会议上发表，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作为一篇医学力学论文，它必须同时通过医学界和力学界权威的鉴定。口腔医学界的徐君伍教授对该文作出的鉴定意见是：“一、所用力学公式合理；二、分析了有关生物因素比单纯力学计算更全面；三、所用结论与我们用光弹实验应力分析是符合的。”原上海海运学院力学副教授沈一飞的鉴定是：“……作者用极限载荷法，疲劳计算等力学手段，对安全系数值作了系统、全面、正确的论证。作为医务工作者，对力学概念能如此正确理解和应用，实属难得。”
鉴于这项成果的价值，1985年我获得新疆首届科学技术进步奖，那是当时新疆口腔医学界唯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后来上海电视台采访了我，在“好儿女，志在四方”栏目播出。
中国口腔医学界的最高学术权威刊物——《中华口腔医学杂志》，1987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论著《直接粘结桥的力学浅析》，我的研究同时也就被介绍到国外。
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我们一家回到上海，应在美国的哥哥之邀，又去了旧金山。我在旧金山市开了个“旧金山假牙中心”，以低价优质参与市场竞争，生意越来越好。我给美国人装了舒适的义齿，当然也挣了美国人的金钱。家里有了钱，就有能力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如今，我的一对儿女都已成材。我的妻子跟着我辛苦了几十年，她自己打一份工，还要持家、抚养孩子，整天忙得像陀螺似的。我取得的成绩，有她一半的功劳。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月是故乡明啊！2005年，我回上海买了房子。在外漂泊几十年，我觉得，回上海颐养天年，比在哪儿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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