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元帅与抗大老战士的战斗友情和传世棋缘 (转贴)
陈毅同志不但会打仗、善写诗，而且喜欢下围棋。他对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和推进中日围棋界的友谊作过重要贡献。1963年9月，日本棋院赠给陈毅同志名誉七段的称号，1972年陈毅同志逝世，日本棋院又追赠他围棋八段的称号，并以日中两国邦交正常化联合声明的发表日期作为名誉八段证书的填发日期，成为中日围棋史上的佳话。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建国后曾担任过上海财经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等职务的姚耐同志是我国围棋界的前辈，他与陈毅同志下围棋近30年，他们相逢在抗日战争的烽烟岁月，两人既是战友又是棋友。1943年冬天，他们曾在天长县龙岗古镇通宵对弈，成为棋坛趣闻。
姚耐同志早年就读于北平朝阳大学经济系，1936年赴日本留学。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他毅然回国投身抗日斗争。1939年姚耐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当教员期间，与时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同志相识。皖南事变后，姚耐先后担任新四军一师宣教科长、抗大五分校政治教员、抗大九分校训练处副主任、政治处副主任，直接在陈毅代军长领导下工作。1942年冬，新四军抗大总分校召开抗大教育工作会议，姚耐同志参加会议。会议期间陈代军长听说姚耐同志会下围棋，喜出望外，二人便在会议休息时对弈起来，从此，成为亲密的战友和棋友。
1943年初，新四军军部由苏北盐城转移至淮南的盱眙县黄花塘。1月上旬，中共苏中区党委和新四军一师决定抗大九分校南下苏南溧水地区。4月中旬，国民党部队对苏南新四军和九分校发动进攻。九分校在作战中付出重大牺牲。5月，分校奉师部命令渡江北上至淮南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休整。为了给九分校提供一处休整办学的地方，抗大八分校于1943年6月撤离龙岗，将学员养的猪、种的菜全部交给九分校。九分校进驻龙岗正规办学至次年春。姚耐带病随九分校来到龙岗镇，住在舒澄家。陈毅对姚耐的病情十分关心，工作之余常来探视，有时手谈数局。他对姚耐说：“围棋是个好东西，有时间下几局，可以陶冶性情，锻炼思维。”他运用军事实践经验，根据围棋的规律和特点，精心研究，使自己的棋艺水平不断提高，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1943年冬，抗大九分校奉命回苏中整训。行前校党委邀请陈毅同志来九分校对全体人员做次报告，陈代军长欣然应允，他骑马从60里外的黄花塘赶到龙岗。陈毅同志对九分校的学员报告了当前抗日斗争的形势，要求同志们要坚定信心，看到战争胜利的前景。报告完毕，他便来到姚耐的住处。陈毅望着眼前的这位战友和棋友，顿生惜别之情，便对姚耐说：“今晚我就住在你这里，让我们痛痛快快地过把棋瘾。”姚耐同志后来在一篇《忆陈毅同志与围棋》的文章中，专门记述了他和陈老总在龙岗通宵对弈的情景。他写到：“……他遵守纪律，下围棋时也是如此，总是落子生根，举手无悔，也不让别人悔子。他喜欢用迂回包围的战术，经常展开猛烈进攻，想整块整块地吃，当包围在紧要关头被我突破时，他总觉得十分可惜，要再下一局，大有非赢一回、不肯罢休之势。一旦他包围成功，吃掉了我好大一片时，他就兴高采烈起来，说‘好不容易才赢你这一局’，又要求再下。就这样，一局又一局，夜深入静，陈总犹神采奕奕，兴致未己，正如唐代诗人杜荀鹤诗句所描述的‘有时逢敌手，当局到深更’。”
全国解放后，陈毅和姚耐同志大力倡导围棋事业，为弘扬古老的围棋艺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72年陈毅同志逝世，噩耗传来，当时被“四人帮”打倒、靠边站的姚耐同志悲痛难忍，忆起几十年来与陈毅同志的战斗友情和棋艺上的交往，他悲愤地写了一首词《沁园春·悼念陈毅同志》：
"松雪飘寒，江雾笼愁，大树雕零。看英雄本色，闲庭独步，将军意气，寰宇同惊。战斗生平，笑谈磊落，哪怕妖魔面目狰。正怀念，忽哀音远播，泪彻春申！
闲时一局纵横，从今后何人共对枰!忆黄花塘畔，豪情如昨，龙岗宅上，灯火相亲。黑白分明，是非论定，一代勋名照汗青。吾老矣，惟丹心许国，白首诛精。"
陈毅元帅与我国著名收藏家的棋缘 (转贴)
张伯驹先生是我国最著名的收藏家之一，他的收藏始于1926年。在他1960年自编的反映他一生主要收藏成果的《丛碧书画录》中，就著录了历代名画、书法共计177件之多！其中最富盛名的收藏，是得之于恭亲王奕盉的孙子溥濡的天下第一墨宝——《平复帖》，以及抗战胜利后从长春故宫里散出来的天下第一名画——《游春图》。1956年，这两件国宝均由张伯驹夫妇捐献给北京故宫博物院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陈毅同志从上海调至北京，出任外交部部长。他业余时间喜欢下围棋，但苦于一时找不到对弈之人，后北京市政协部门就推荐张伯驹与陈毅对阵。几局下来，陈毅大过其瘾，而且他发现除了下围棋，就是在诗词等古典文学方面他们都有同好，一来二去，他们时有诗词唱和，逐渐成了好朋友。
张伯驹夫妇将大批名帖字画捐献给国家后，陈毅更视其为知己，请他每周日来家作客。日子久了，陈毅夫妇请张伯驹把夫人也带来共进晚餐，于是张伯驹的夫人潘素和张茜也熟了。后来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张茜还常把国家“特供”部门供给他们家的食品，分一部分给张伯驹夫妇带回去。
谁知好景不长，“反右”运动开始了，张伯驹虽为北京市政协委员，也被扣上了“右派”的帽子，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陈毅知道后，曾主动打电话去安慰他。对此事，陈毅还实事求是地公开表示了愤慨：“一个把自己毕生收藏的珍贵文物都献给国家的人，怎么会反党呢？”可是当时政治运动来势凶猛，“反右”呼声铺天盖地，陈毅身在外交部不便直接干涉北京市政协的工作，于是想出了一个调动工作的办法，把张伯驹调到长春市工作，以解其困境。陈毅当年的忠诚卫士宋振庭在那儿担任市委宣传部部长，陈毅就委托他保护这对忠心爱国的文化老人。
1961年，张伯驹夫妇来到长春，在吉林省博物馆工作，1962年起担任该馆的副研究员和副馆长，主要负责文物的鉴定工作。
孰料好景又不长，到了十年浩劫时期，张伯驹被批斗、抄家、隔离审查。张伯驹毕竟是个将价值连城的文物捐献给国家的有功之臣，历史上又查不出什么问题，于是到了1969年，就以“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个处理毫不手软，一是令其退职；二是送往舒兰农村插队落户。舒兰地区因张伯驹夫妇年老而拒不接收。两位老人无奈，只好回到北京。
张伯驹夫妇回到北京后，一没户口，二没工作单位，经济上没有了来源，只好靠出卖家里的劫余物资度日，最后连家具也卖了，其窘境可想而知。当时正是“四人帮”横行之时，陈毅同志也倍受迫害，已病重住院。张伯驹夫妇知道他们的处境也不好，故回到北京后没有去打扰。可是陈毅还是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了他们的消息，叫张茜辗转问候，令两位老人倍感亲切。
1972年陈毅同志不幸逝世，张伯驹得知后大哭一场，含泪书就一副长联：“仗剑从云作干城，忠心不易。军声在淮海，遗爱在江南，万庶尽衔哀。回望大好河山，永离赤县；挥戈挽日接尊俎，豪气犹存。无愧于平生，有功于天下，九泉应含笑。伫看重新世界，遍树红旗。”
这副长联送到陈府后，张伯驹也心存顾虑，心想自己头上的“帽子”还未摘掉，弄不好还会给张茜惹来麻烦。于是他诚恳地对张茜说：“我写这副对子，主要是表达一下我对陈老总的敬意和哀悼，为‘安全’起见，就不一定挂出来了吧。”然而，此时的张茜态度却非常坚定，她对张伯驹说：“我现在没有什么顾虑了！陈毅同志去世了，我更没有顾虑了！”一番话说得张伯驹又一次老泪纵横。
在陈毅的追悼会上，张伯驹的长联果真被挂了出来，并且还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问张茜，张伯驹和陈毅是什么关系。她回答说：“他们是老朋友了。张伯驹先生就是那位把中国传世第一帖和传世最古老的画捐献给国家的人，可是张先生从东北回来后，年迈体弱，到现在工作尚未落实，户口也没报上……”毛泽东听了，随即嘱咐身边的周恩来给安排落实。不几天，张伯驹就被聘为中央文史馆的馆员，夫人潘素也被聘为中国画院的画师。11天后，派出所就给他们送来了户口本。
陈毅去世以后，张伯驹夫妇和张茜的交往更密切了。